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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篇第十六章：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语翻译成白话儿就是：“君子应该明白大义，小人可以只知道小利。”这句话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此话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到了宋朝，宋儒更是将“义”和“利”尖锐地对立了起来，把国家治理中的理财，视为小人之利加以排斥。这直接导致了近五百年中国国力的没落。那么，孔子所说的“义”和“利”，其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孔子生活的时代，如同现在的欧洲，虽然多国林立，但国力基本差不多，各国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而竞争的不外乎是人才和财力。当时与孔子交往的，除了孔子的学生，就是各国的国君和一些高官。所以，孔子言语中所说的“君子”，就是特指孔子心目中品德高尚的管理者；“小人”，则对应一般的庶民和品德能力一般的管理者。这两者之间，没有褒贬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孔子终其一生，就是想把自己的弟子培养成 管理者，也就是君子。
当时的诸侯，多想做霸主。他们请教孔子，就是希望孔子能告诉他们如何快速实现短期利益。而这，恰恰是孔子所鄙视的。孔子更希望各国诸侯能够注重一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即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去驱使人民进行战争或剥削人民供养自己。基于此，孔子才反复强调义和利的区别。
孔子的弟子曾参在其著述《大学》中，对“义利”做了细致的解释。他引用鲁国著名政治家孟献子的话：“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告诉大家失去财富比失去正义要好。曾参总结到：“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个国君却还以为这样的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国家必然天灾人祸一起降临。这时，即使有贤能的人，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货物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进一步诠释了孔子对义和利的态度。《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去见当时已经内外交困的梁惠王，惠王马上迫不亟待地半调侃半认真地说：“老丈不远千里而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回答：“大王！何必一见面就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问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问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问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其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车，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车，他们拥有的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就会满脑子想着如何夺得国君的地位，永远不会满足。反过来，从来没有讲仁的人，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董仲舒把这句话解释为：“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意思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应当明白大义并推行之。因为管理者拥有教化人民的责任，所以在制定社会规则和处理纠纷时，必须以大义为重。
综上，孔子的本意是，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社会秩序的道德。若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他把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称为小人，指的是普通人。他认为小人重利是应该的。
“大义”成就成功何为大义？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告诉社会成员，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说的专业一点，就是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标准，即信仰。还要给社会成员一些承诺，一些让大家能够相对快乐和幸福的承诺。这种大义，社会成员的代言人——管理者，必须明确，并制定出相应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
如果社会的管理者——政府，放弃了“大义”，而考虑其“小利”，甚至和一小撮社会成员勾结起来，利用大伙给他的权力，把本该照顾到整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秩序，变成符合其小利益团体的社会秩序，那就天下大乱了。
具体到每个个体的社会成员，你为自己考虑，考虑自己的小利益，唯利是图是可以的。但是，这些小利益，必须建立在顺应整个社会的大利益的基础之上，不能损害社会秩序。否则，就要受到社会公约——法律对你的惩罚。
如果你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如果你希望这个团体健康发展，团体成员快乐幸福，你就必须得从大局考虑，从大义考虑，来制定团体规范。作为个体，自然就没那么复杂了，为自己考虑就可以了。这就是孔子的原意。
以此类推，作为企业的代言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如果你的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你所倡导的企业文化，不能照顾到所有企业成员的利益，员工们就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开。如果你的这些制度和文化只为你个人服务，那最终，你也只能是孤家寡人。因为你不替别人考虑，别人肯定不会为你考虑。物理学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这里依然有效。
那么，企业管理者如何能够制定出让大家服气并愿意参与进来陪你玩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呢？企业管理者必须首先明晰整个社会的信仰和社会秩序，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才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才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到你的事业中来，一起帮助你完成你的梦想，同时对等地得到他们所应该获得的利益。
企业要想做大，就必须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愿意加盟进来。让他们愿意参与进来的关键，就在于企业的管理者必须首先要考虑为你做事的人的共同利益。所以，企业做得越大，企业对社会的回报也应该越大，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契合度也越高。有了这种良性的兼容性，整个社会的精英才能为你所用，你就自然成了君子。
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不断强调：“我们不想做商人，我们只想做一个企业，做一个企业家。因为在我看来，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是有区别的。生意人以钱为本，一切为了赚钱；商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影响这个社会。赚钱是一个企业家的基本技能，而不是你的所有技能。”
白手起家，三十岁就成为富豪的李嘉诚，更是深谙大义的道理。他坦言：“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谈论生意，约三分之一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我经常教导他们，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来找我的，这些都是因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
他们知道，只有大义，才能使他们成为大企业家，才能圆他们的理想之梦。
